九月初，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船只发动了一系列空袭，美方官员称这些船只正从委内瑞拉走私毒品。如今，这场行动似乎已演变为推翻委内瑞拉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全面行动。短短两个月内，特朗普政府已向该地区部署1万名美军士兵，在南美洲北部沿海集结至少8艘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和1艘潜艇，命令B-52与B-1轰炸机在委内瑞拉海岸线附近飞行，并将美国海军口中“世界上最强大、适应性最强、杀伤力最强的作战平台”——“杰拉尔德·R·福特”号航母打击群——部署到美国南方司令部责任区。

　　这些举措反映了本届政府近期对委内瑞拉政策的重大转变。据多家主流媒体报道，特朗普1月就职后的头几个月，白宫内部一直围绕两个阵营展开辩论：一派是以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为首、长期主张政权更迭的人士;另一派是倾向与加拉加斯谈判的官员，其中包括总统特使理查德·格雷内尔。2025年上半年，谈判派一度占上风：格雷内尔与马杜罗会面，达成协议——以委内瑞拉进行经济改革、释放政治犯为条件，向美国公司开放其庞大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但到了7月中旬，卢比奥通过重新定义利害关系重新掌握主动。他认为，推翻马杜罗已不再仅仅是为了促进民主，而是关乎美国国土安全。他把委内瑞拉领导人重新塑造成助长美国毒品危机和非法移民的“毒品恐怖分子头目”，并将其与“阿拉瓜列车”团伙挂钩，声称委内瑞拉现在“由一个已把自己变成民族国家的贩毒组织统治”。

　　这种说法显然说服了特朗普。7月，总统下令五角大楼对该地区某些贩毒集团动用武力，其中包括“阿拉瓜列车”(Tren de Aragua)和“太阳卡特尔”(Cartel de los Soles)。政府宣称，后者由马杜罗及其高级副手直接领导。两周后，政府将马杜罗的悬赏金额从2500万美元提高到5000万美元。10月15日，特朗普向记者承认，他已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开展秘密行动。当被问及下一步计划时，特朗普说：“我们现在当然会关注陆地，因为我们已经很好地控制了海洋。”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私下已明确表示，最终目标是让马杜罗下台”。

　　但无论采取秘密还是公开手段，任何试图在委内瑞拉推翻政权的行动都将面临严峻挑战。秘密手段失败的概率远高于成功;武力威胁或空袭不太可能迫使马杜罗下台;即便华盛顿侥幸成功，从长远看，政权更迭仍充满风险——历史上的此类行动往往以混乱和暴力收场。

　　如果一开始就不成功呢?

　　特朗普政府拥有多种秘密手段来实现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但由于提前公开了计划，它实际上放弃了秘密行动的最大优势：通过保留“可否认性”来最大限度降低政治和军事成本。公开行动意味着华盛顿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削弱了其在局势失控时对当地局势的控制能力。结果是一系列不痛不痒的措施：既过于公开而无法否认，又过于局限而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

　　即便特朗普能够保密，美国以往的秘密干预记录也令人难以乐观。华盛顿可以秘密支持当地武装异见人士、试图暗杀马杜罗，或煽动政变。然而，每一种策略的成功率都极低。我们中的一位(奥罗克)在2018年一项研究中分析了冷战期间美国支持的64起秘密政权更迭行动，发现支持外国异见人士成功推翻目标政权的案例仅占约10%。暗杀行动也好不到哪里去——华盛顿蓄意暗杀外国领导人的行动(最臭名昭著的当属针对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多次尝试)屡屡失败，尽管也有少数领导人在未经美国批准、却得到美国支持的政变中被杀。事实证明，煽动政变更能有效帮助美国支持的势力夺权，例如1953年的伊朗和1954年的危地马拉，但这两种结果都未能带来长期稳定。而且，马杜罗已彻底整顿委内瑞拉军队，使其免于政变风险，因此这种路径目前看来并不可行。

　　其中一些策略此前甚至在委内瑞拉进行过试验——但都失败了。2019年，美国承认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并支持民众起义推翻马杜罗政权。但由于马杜罗的军队拒绝倒戈，起义最终失败。次年，约60名委内瑞拉异见人士和几名美国承包商发动了一次失败的两栖入侵，试图攻占首都并抓捕马杜罗，代号“吉迪恩行动”。该行动很快被委内瑞拉安全部队拦截。

　　历史表明，秘密政权更迭失败通常会使糟糕局势雪上加霜。干预国与目标国关系会急剧恶化，我们的研究发现，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大幅增加。在目标国，此类尝试往往引发暴力冲突，包括内战，并增加政权屠杀平民的风险。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秘密干预他国内政——例如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和安哥拉。但这种模式在拉丁美洲尤为突出：冷战期间，华盛顿至少在拉美秘密策划了18次政权更迭。1954年，美国推翻危地马拉民选政府，扶植军政府，该政权逮捕数千名反对派人士，并引发长达36年的内战，造成约20万人死亡。1961年，美国支持失败的猪湾入侵古巴，并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动政变，无意中导致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遇刺身亡。特鲁希略的儿子夺权，而非美国支持的政变策划者;随后华盛顿迫使其流亡，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继续干预多米尼加、玻利维亚和圭亚那的选举。美国还支持了1964年巴西、1971年玻利维亚和1973年智利的政变，并在整个80年代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康特拉”。

　　然而，这些行动无一成功建立起稳定的亲美民主政体。相反，美国干预往往扶植独裁政权，或引发镇压与暴力的恶性循环。即便是找到坚定的反共盟友(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两国关系最终也因该政权残暴与人权污点而恶化。更广泛地说，华盛顿在这些秘密行动中的角色被公之于众，加剧了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这种情绪至今仍在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制定。事实上，马杜罗经常引用这段历史，将美国当前的施压描绘为华盛顿帝国主义历史的延续。

　　美国可以尝试以武力威胁迫使马杜罗下台

　　在公开的政权更迭选项中，美国可以尝试以武力威胁迫使马杜罗下台。这种策略偶尔奏效，但仅限于那些面对大国对手、且对手能通过陆地入侵彻底击败的小国。例如，1940年，约瑟夫·斯大林曾利用入侵威胁推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导人。美国仅对几乎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例如1909-1910年的尼加拉瓜——才曾成功使用武力威胁实现政权更迭。近年来，美国对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和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军事威胁均未能迫使这两位领导人下台。

　　华盛顿促成政权更迭的第二个工具是空中力量，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理论上，空袭可通过杀死领导人、切断军队指挥链或引发军事政变/民众起义实现目标。然而，美国从未仅凭空中力量推翻过任何外国领导人。即使精确制导武器已高度发展，追踪并打击国家元首仍极其困难;通信技术的扩散更使“隔离领导人与军队”的目标几乎无法实现。就军队而言，面对美国这样的外敌时不太可能发动政变;平民若还要躲避炸弹，也很难组织起义。所有这些挑战都阻碍了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空袭实现政权更迭的企图。

　　最后，美国或许会入侵委内瑞拉。然而，即便如此，目前部署的兵力也远不足以完成任务。10月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地面入侵至少需要5万兵力。理论上，特朗普可以集结这样一支部队。但大规模入侵将与他多次公开反对派遣美军参与海外行动的立场彻底相悖，并可能动摇其支持基础。大多数观察人士淡化了入侵可能性，正如军事专家10月对《大西洋月刊》所说，这将是一场“按下按钮、坐等爆炸”的行动。此外，2003年美国在伊拉克——一个面积仅委内瑞拉一半的国家——部署的兵力是委内瑞拉的三倍多，却仍无法控制局面。

　　人们很容易把美国以往在加勒比地区的入侵——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推翻马克思主义政权、1989年入侵巴拿马推翻并引渡独裁者曼努埃尔·诺列加——当作委内瑞拉的模板。但两种比较都极具误导性。格林纳达当时人口仅约9万;巴拿马稍大，但与委内瑞拉相比仍相形见绌：委内瑞拉面积是1989年巴拿马的12倍多，人口约为后者的10倍。与巴拿马不同，委内瑞拉不是以首都为中心的小国，而是一个幅员辽阔、山峦叠嶂的国家，拥有多个城市中心、崎岖丛林地形以及容易被叛乱分子和非正规军利用的边境漏洞。美军在越南和阿富汗类似地形应对叛乱的战绩并不理想。

　　长期结果往往令人失望

　　即使政权更迭初期成功，历史再次表明，长期结果往往令人失望。我们(以及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显示，外国强加的政权更迭后，推动民主的努力鲜有成功——美国近期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干预已充分证明。

　　政权更迭往往反而引发更多暴力——例如显著增加目标国内战概率。即使通过地面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如果目标国武装力量不是投降而是溃散，也会成为反对新政权的叛乱温床，正如伊拉克的教训。

　　委内瑞拉内部局势表明，这并非不可能。正如拉丁美洲问题分析师胡安·大卫·罗哈斯所指出的，委内瑞拉境内充斥着“形形色色、老练复杂的武装力量”，包括亲政权民兵“集体”(colectivos)，以及民族解放军(ELN)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残余势力等跨国武装团体。国际危机组织驻加拉加斯分析师菲尔·冈森10月初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从头到尾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投降或停止行动”。美国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

　　无论谁取代马杜罗，都将面临重重阻碍——尤其如果此人由美国扶植上台。由外部势力扶植的领导人比其他领导人更容易被暴力推翻。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发现，无论公开还是秘密，近一半外部扶植的领导人最终都被武力赶下台。这些领导人常被视为软弱或不合法——要么缺乏广泛国内支持，要么被视为外国傀儡——因此难以巩固权力。诚然，委内瑞拉拥有充满活力的民主反对派，其领导人、近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科琳娜·马查多拥有多数民众支持。在2024年7月总统选举中，埃德蒙多·冈萨雷斯——在马查多被禁参选后成为反对派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是马杜罗的两倍多，但结果随即被政府镇压。

　　支持政权更迭的人认为，这能增强委内瑞拉民主多数派的力量，并帮助马查多上台。但即便民调显示马查多支持率较高，也表明马杜罗仍拥有大约三分之一民众的忠诚。这部分人中包括政权强制机器的核心支柱，他们的地位与特权都依赖现有体制存续。2023年兰德公司研究警告，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将会旷日持久，一旦介入，美国就很难脱身”。

　　这一切指向一个更广泛的教训：民主革命最有可能在本土发起时成功。如果马查多真有广泛支持，反对派真掌握多数民心，他们成功的最佳机会就是把支持转化为内部权力。将运动与外国军队捆绑，可能使事业失去合法性，并招致民族主义反弹。此外，反对派现在寻求美国军事援助的事实本身就应引起美国决策者警惕：如果政治天平真对他们有利，他们为何需要外部帮助推翻马杜罗?答案当然是，马杜罗政权仍控制枪杆子。但如果反对派需要外国支持才能夺权，他们也很可能难以守住权力。

　　历史不乏警示。那些急于推翻政权的人，往往依赖带有偏见的情报和对后果的过度乐观。例如，19世纪60年代，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评估墨西哥扶植傀儡政权的可行性时，轻信了流亡墨西哥保守派人士的保证——他们声称墨西哥民众会欢迎一位奥地利大公统治——正如小布什政府轻信伊拉克流亡人士艾哈迈德·沙拉比，认为推翻萨达姆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结果，两位干预者最终都面对强大叛乱。根源在于，干预者往往只关注“怎么推翻”，很少考虑“之后怎么办”。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如果你不计划，你就是在计划失败。”特朗普政府若忽视后续规划，很可能重蹈伊拉克和利比亚覆辙。

　　美国优先?

　　撇开成功概率不谈，政权更迭政策本身就违背特朗普声称捍卫的每一项外交原则。特朗普长期抨击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无休止战争”，誓言终结“无休止战争时代”。他一再自称和平缔造者，声称九个月内结束了八场国际战争。今年5月，他在利雅得发表讲话，赞扬地区自决权，宣称：“现代中东的诞生是由该地区人民自己创造的……所谓‘国家建设者’摧毁的国家远比他们建设的多——干涉主义者则干涉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复杂社会。”

　　美国策划推翻马杜罗的行动与这一愿景背道而驰。它可能使美国陷入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并违背美国公众意愿。YouGov 9月民调显示，62%的美国成年人“强烈或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美国动用武力入侵委内瑞拉”，53%反对“动用武力推翻马杜罗”。(对海军部署的支持则较复杂：36%支持向委内瑞拉周边海域派遣舰艇，38%反对。)10月初民调发现，即使在委内瑞拉裔最多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反对动武者也以42%对35%领先。

　　政权更迭也无助于实现本届政府在西半球的既定目标：遏制毒品走私、瓦解贩毒集团、减少非法移民。首先，委内瑞拉并非美国主要毒品来源国。美国缉毒局2024年《国家毒品威胁评估报告》甚至未提及委内瑞拉，该机构估计仅8%运往美国的可卡因途经委内瑞拉。此外，“阿拉瓜列车”团伙威胁似乎被夸大——4月解密的国家情报总监备忘录结论是，该团伙规模较小，“极不可能”协调大规模人口贩运或偷渡。同样，没有证据显示政权更迭能阻止或逆转委内瑞拉移民潮;相反，进一步破坏稳定只会增加难民人数。

　　尽管如此，仍有人辩称，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全球最大)的战略利益足以证明干预正当。然而，关于美国获取这些资源的谈判原本进展顺利。《纽约时报》10月报道，根据夏季讨论的协议，马杜罗“提出向美国公司开放所有现有及未来石油和黄金项目，给予美企优惠合同，并大幅削减与中、伊、俄公司的能源和采矿合同”。这堪称几十年来外国对手向美国政府开出的最慷慨条件。而且，在特朗普突然退出谈判时，外交努力远未结束。若本届政府真想维护美国在该地区利益，重返谈判桌远比赌政权更迭带来的混乱更明智。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B·唐斯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著有《灾难性的成功：为什么外国强加的政权更迭会失败》。林赛·A·奥罗克　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副教授、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著有《秘密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九月初，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船只发动了一系列空袭，美方官员称这些船只正从委内瑞拉走私毒品。如今，这场行动似乎已演变为推翻委内瑞拉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全面行动。短短两个月内，特朗普政府已向该地区部署1万名美军士兵，在南美洲北部沿海集结至少8艘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和1艘潜艇，命令B-52与B-1轰炸机在委内瑞拉海岸线附近飞行，并将美国海军口中“世界上最强大、适应性最强、杀伤力最强的作战平台”——“杰拉尔德·R·福特”号航母打击群——部署到美国南方司令部责任区。

　　这些举措反映了本届政府近期对委内瑞拉政策的重大转变。据多家主流媒体报道，特朗普1月就职后的头几个月，白宫内部一直围绕两个阵营展开辩论：一派是以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为首、长期主张政权更迭的人士;另一派是倾向与加拉加斯谈判的官员，其中包括总统特使理查德·格雷内尔。2025年上半年，谈判派一度占上风：格雷内尔与马杜罗会面，达成协议——以委内瑞拉进行经济改革、释放政治犯为条件，向美国公司开放其庞大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但到了7月中旬，卢比奥通过重新定义利害关系重新掌握主动。他认为，推翻马杜罗已不再仅仅是为了促进民主，而是关乎美国国土安全。他把委内瑞拉领导人重新塑造成助长美国毒品危机和非法移民的“毒品恐怖分子头目”，并将其与“阿拉瓜列车”团伙挂钩，声称委内瑞拉现在“由一个已把自己变成民族国家的贩毒组织统治”。

　　这种说法显然说服了特朗普。7月，总统下令五角大楼对该地区某些贩毒集团动用武力，其中包括“阿拉瓜列车”(Tren de Aragua)和“太阳卡特尔”(Cartel de los Soles)。政府宣称，后者由马杜罗及其高级副手直接领导。两周后，政府将马杜罗的悬赏金额从2500万美元提高到5000万美元。10月15日，特朗普向记者承认，他已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开展秘密行动。当被问及下一步计划时，特朗普说：“我们现在当然会关注陆地，因为我们已经很好地控制了海洋。”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私下已明确表示，最终目标是让马杜罗下台”。

　　但无论采取秘密还是公开手段，任何试图在委内瑞拉推翻政权的行动都将面临严峻挑战。秘密手段失败的概率远高于成功;武力威胁或空袭不太可能迫使马杜罗下台;即便华盛顿侥幸成功，从长远看，政权更迭仍充满风险——历史上的此类行动往往以混乱和暴力收场。

　　如果一开始就不成功呢?

　　特朗普政府拥有多种秘密手段来实现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但由于提前公开了计划，它实际上放弃了秘密行动的最大优势：通过保留“可否认性”来最大限度降低政治和军事成本。公开行动意味着华盛顿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削弱了其在局势失控时对当地局势的控制能力。结果是一系列不痛不痒的措施：既过于公开而无法否认，又过于局限而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

　　即便特朗普能够保密，美国以往的秘密干预记录也令人难以乐观。华盛顿可以秘密支持当地武装异见人士、试图暗杀马杜罗，或煽动政变。然而，每一种策略的成功率都极低。我们中的一位(奥罗克)在2018年一项研究中分析了冷战期间美国支持的64起秘密政权更迭行动，发现支持外国异见人士成功推翻目标政权的案例仅占约10%。暗杀行动也好不到哪里去——华盛顿蓄意暗杀外国领导人的行动(最臭名昭著的当属针对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多次尝试)屡屡失败，尽管也有少数领导人在未经美国批准、却得到美国支持的政变中被杀。事实证明，煽动政变更能有效帮助美国支持的势力夺权，例如1953年的伊朗和1954年的危地马拉，但这两种结果都未能带来长期稳定。而且，马杜罗已彻底整顿委内瑞拉军队，使其免于政变风险，因此这种路径目前看来并不可行。

　　其中一些策略此前甚至在委内瑞拉进行过试验——但都失败了。2019年，美国承认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并支持民众起义推翻马杜罗政权。但由于马杜罗的军队拒绝倒戈，起义最终失败。次年，约60名委内瑞拉异见人士和几名美国承包商发动了一次失败的两栖入侵，试图攻占首都并抓捕马杜罗，代号“吉迪恩行动”。该行动很快被委内瑞拉安全部队拦截。

　　历史表明，秘密政权更迭失败通常会使糟糕局势雪上加霜。干预国与目标国关系会急剧恶化，我们的研究发现，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大幅增加。在目标国，此类尝试往往引发暴力冲突，包括内战，并增加政权屠杀平民的风险。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秘密干预他国内政——例如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和安哥拉。但这种模式在拉丁美洲尤为突出：冷战期间，华盛顿至少在拉美秘密策划了18次政权更迭。1954年，美国推翻危地马拉民选政府，扶植军政府，该政权逮捕数千名反对派人士，并引发长达36年的内战，造成约20万人死亡。1961年，美国支持失败的猪湾入侵古巴，并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动政变，无意中导致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遇刺身亡。特鲁希略的儿子夺权，而非美国支持的政变策划者;随后华盛顿迫使其流亡，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继续干预多米尼加、玻利维亚和圭亚那的选举。美国还支持了1964年巴西、1971年玻利维亚和1973年智利的政变，并在整个80年代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康特拉”。

　　然而，这些行动无一成功建立起稳定的亲美民主政体。相反，美国干预往往扶植独裁政权，或引发镇压与暴力的恶性循环。即便是找到坚定的反共盟友(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两国关系最终也因该政权残暴与人权污点而恶化。更广泛地说，华盛顿在这些秘密行动中的角色被公之于众，加剧了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这种情绪至今仍在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制定。事实上，马杜罗经常引用这段历史，将美国当前的施压描绘为华盛顿帝国主义历史的延续。

　　美国可以尝试以武力威胁迫使马杜罗下台

　　在公开的政权更迭选项中，美国可以尝试以武力威胁迫使马杜罗下台。这种策略偶尔奏效，但仅限于那些面对大国对手、且对手能通过陆地入侵彻底击败的小国。例如，1940年，约瑟夫·斯大林曾利用入侵威胁推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导人。美国仅对几乎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例如1909-1910年的尼加拉瓜——才曾成功使用武力威胁实现政权更迭。近年来，美国对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和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军事威胁均未能迫使这两位领导人下台。

　　华盛顿促成政权更迭的第二个工具是空中力量，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理论上，空袭可通过杀死领导人、切断军队指挥链或引发军事政变/民众起义实现目标。然而，美国从未仅凭空中力量推翻过任何外国领导人。即使精确制导武器已高度发展，追踪并打击国家元首仍极其困难;通信技术的扩散更使“隔离领导人与军队”的目标几乎无法实现。就军队而言，面对美国这样的外敌时不太可能发动政变;平民若还要躲避炸弹，也很难组织起义。所有这些挑战都阻碍了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空袭实现政权更迭的企图。

　　最后，美国或许会入侵委内瑞拉。然而，即便如此，目前部署的兵力也远不足以完成任务。10月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地面入侵至少需要5万兵力。理论上，特朗普可以集结这样一支部队。但大规模入侵将与他多次公开反对派遣美军参与海外行动的立场彻底相悖，并可能动摇其支持基础。大多数观察人士淡化了入侵可能性，正如军事专家10月对《大西洋月刊》所说，这将是一场“按下按钮、坐等爆炸”的行动。此外，2003年美国在伊拉克——一个面积仅委内瑞拉一半的国家——部署的兵力是委内瑞拉的三倍多，却仍无法控制局面。

　　人们很容易把美国以往在加勒比地区的入侵——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推翻马克思主义政权、1989年入侵巴拿马推翻并引渡独裁者曼努埃尔·诺列加——当作委内瑞拉的模板。但两种比较都极具误导性。格林纳达当时人口仅约9万;巴拿马稍大，但与委内瑞拉相比仍相形见绌：委内瑞拉面积是1989年巴拿马的12倍多，人口约为后者的10倍。与巴拿马不同，委内瑞拉不是以首都为中心的小国，而是一个幅员辽阔、山峦叠嶂的国家，拥有多个城市中心、崎岖丛林地形以及容易被叛乱分子和非正规军利用的边境漏洞。美军在越南和阿富汗类似地形应对叛乱的战绩并不理想。

　　长期结果往往令人失望

　　即使政权更迭初期成功，历史再次表明，长期结果往往令人失望。我们(以及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显示，外国强加的政权更迭后，推动民主的努力鲜有成功——美国近期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干预已充分证明。

　　政权更迭往往反而引发更多暴力——例如显著增加目标国内战概率。即使通过地面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如果目标国武装力量不是投降而是溃散，也会成为反对新政权的叛乱温床，正如伊拉克的教训。

　　委内瑞拉内部局势表明，这并非不可能。正如拉丁美洲问题分析师胡安·大卫·罗哈斯所指出的，委内瑞拉境内充斥着“形形色色、老练复杂的武装力量”，包括亲政权民兵“集体”(colectivos)，以及民族解放军(ELN)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残余势力等跨国武装团体。国际危机组织驻加拉加斯分析师菲尔·冈森10月初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从头到尾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投降或停止行动”。美国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

　　无论谁取代马杜罗，都将面临重重阻碍——尤其如果此人由美国扶植上台。由外部势力扶植的领导人比其他领导人更容易被暴力推翻。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发现，无论公开还是秘密，近一半外部扶植的领导人最终都被武力赶下台。这些领导人常被视为软弱或不合法——要么缺乏广泛国内支持，要么被视为外国傀儡——因此难以巩固权力。诚然，委内瑞拉拥有充满活力的民主反对派，其领导人、近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科琳娜·马查多拥有多数民众支持。在2024年7月总统选举中，埃德蒙多·冈萨雷斯——在马查多被禁参选后成为反对派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是马杜罗的两倍多，但结果随即被政府镇压。

　　支持政权更迭的人认为，这能增强委内瑞拉民主多数派的力量，并帮助马查多上台。但即便民调显示马查多支持率较高，也表明马杜罗仍拥有大约三分之一民众的忠诚。这部分人中包括政权强制机器的核心支柱，他们的地位与特权都依赖现有体制存续。2023年兰德公司研究警告，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将会旷日持久，一旦介入，美国就很难脱身”。

　　这一切指向一个更广泛的教训：民主革命最有可能在本土发起时成功。如果马查多真有广泛支持，反对派真掌握多数民心，他们成功的最佳机会就是把支持转化为内部权力。将运动与外国军队捆绑，可能使事业失去合法性，并招致民族主义反弹。此外，反对派现在寻求美国军事援助的事实本身就应引起美国决策者警惕：如果政治天平真对他们有利，他们为何需要外部帮助推翻马杜罗?答案当然是，马杜罗政权仍控制枪杆子。但如果反对派需要外国支持才能夺权，他们也很可能难以守住权力。

　　历史不乏警示。那些急于推翻政权的人，往往依赖带有偏见的情报和对后果的过度乐观。例如，19世纪60年代，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评估墨西哥扶植傀儡政权的可行性时，轻信了流亡墨西哥保守派人士的保证——他们声称墨西哥民众会欢迎一位奥地利大公统治——正如小布什政府轻信伊拉克流亡人士艾哈迈德·沙拉比，认为推翻萨达姆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结果，两位干预者最终都面对强大叛乱。根源在于，干预者往往只关注“怎么推翻”，很少考虑“之后怎么办”。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如果你不计划，你就是在计划失败。”特朗普政府若忽视后续规划，很可能重蹈伊拉克和利比亚覆辙。

　　美国优先?

　　撇开成功概率不谈，政权更迭政策本身就违背特朗普声称捍卫的每一项外交原则。特朗普长期抨击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无休止战争”，誓言终结“无休止战争时代”。他一再自称和平缔造者，声称九个月内结束了八场国际战争。今年5月，他在利雅得发表讲话，赞扬地区自决权，宣称：“现代中东的诞生是由该地区人民自己创造的……所谓‘国家建设者’摧毁的国家远比他们建设的多——干涉主义者则干涉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复杂社会。”

　　美国策划推翻马杜罗的行动与这一愿景背道而驰。它可能使美国陷入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并违背美国公众意愿。YouGov 9月民调显示，62%的美国成年人“强烈或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美国动用武力入侵委内瑞拉”，53%反对“动用武力推翻马杜罗”。(对海军部署的支持则较复杂：36%支持向委内瑞拉周边海域派遣舰艇，38%反对。)10月初民调发现，即使在委内瑞拉裔最多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反对动武者也以42%对35%领先。

　　政权更迭也无助于实现本届政府在西半球的既定目标：遏制毒品走私、瓦解贩毒集团、减少非法移民。首先，委内瑞拉并非美国主要毒品来源国。美国缉毒局2024年《国家毒品威胁评估报告》甚至未提及委内瑞拉，该机构估计仅8%运往美国的可卡因途经委内瑞拉。此外，“阿拉瓜列车”团伙威胁似乎被夸大——4月解密的国家情报总监备忘录结论是，该团伙规模较小，“极不可能”协调大规模人口贩运或偷渡。同样，没有证据显示政权更迭能阻止或逆转委内瑞拉移民潮;相反，进一步破坏稳定只会增加难民人数。

　　尽管如此，仍有人辩称，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全球最大)的战略利益足以证明干预正当。然而，关于美国获取这些资源的谈判原本进展顺利。《纽约时报》10月报道，根据夏季讨论的协议，马杜罗“提出向美国公司开放所有现有及未来石油和黄金项目，给予美企优惠合同，并大幅削减与中、伊、俄公司的能源和采矿合同”。这堪称几十年来外国对手向美国政府开出的最慷慨条件。而且，在特朗普突然退出谈判时，外交努力远未结束。若本届政府真想维护美国在该地区利益，重返谈判桌远比赌政权更迭带来的混乱更明智。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B·唐斯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著有《灾难性的成功：为什么外国强加的政权更迭会失败》。林赛·A·奥罗克　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副教授、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著有《秘密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